“文化中国行”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基本权利的性质决定了其义务主体的国家指向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本权利不会遭受来自民事主体的侵害，国内外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此类案例[18]。

宪法和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在理论上，中国的成功改变了西方世界主导的现代化发展理论。

未来五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立法任务艰巨繁重。二是实现国家发展目标与时俱进。增加这两个字，意义深远。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及时修改或废止，不让过时的法律条款成为改革的绊马索。1987年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9年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

在立法工作中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遵循和把握立法规律，把握和反映法所调整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坚持立法为了人民、立法依靠人民，通过多种形式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统筹协调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日臻完善。因为行政行为效力产生的时间基准确定于行政行为告知之时，那在此之前就无行政行为效力存在。

[11] 林锡尧认为所谓行政处分之公定力，乃指一旦成立之行政处分，纵属违法，除非当然无效或由特定机关依特定程序予以撤销、废止或因其他原因而失效，否则，行政处分对任何人均有拘束力之谓也。[88] 参见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同上注。另一方面又认为违法的行政行为未必一律无效，即违法的行政行为也会有效，换言之有效行政行为也可能存在违法的情形，这就与前述有效的行政行为肯定合法相矛盾了。在私法关系上，当意思不一致时，不得不顾他方意思而以一方面之意思为准，仅能提起民事诉讼，并且在判决前任何一方之主张均不受正当之推定。

还有一部分学者在同一篇文章中既采用推定合法有效的表述，又采用推定有效或推定合法的表述，[28]似乎并未区分合法和有效之间的区别，将两者画上了等号。我国民众对于公权力行为采取遵从的行为模式，符合了完全公定力要求民众对此的行为状态，为完全公定力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提供了社会基础。

其1998年的《行政法导论》（修订初版）与之观点相同 [12] 林锡尧：《行政法要义》（第三版），元照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79]  参见章志远：《行政行为效力论》，同上注，第62页。这种利益关系是经法律确认的，或者说是法律赋予了行政行为先定力。这一点公定力论者不得不予以高度关注。

此外，200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法院不予认可明显缺乏事实或法律根据的行政决定或文书，这一司法解释清晰而明确地宣布，法院不受无效行政行为的拘束，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公定力，并且不必以基础行为的实施要件构成实施被诉行为的共同要件为前提。二是是否排除无效行政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民事或刑事之裁判以行政行为是否无效或违法为据者，应依行政争讼程序确定之。此外，公定力作为一种程序性效力，自然应当依据行政行为违法的严重程度受到相应的限制，这也符合实质法治主义的要求。

温启扬等73人（名单附后）等诉紫金县人民政府等征收案，(2016)最高法行申1880号等等。公定力的支持者一般认为行政行为在被推翻前，都有公定力，例如章志远认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在争讼终结之前仍然存在。

当然，不将先定力列入行政行为效力内容并不影响对其研究。故已成立之处分在未撤销前，对于人民与国家双方均有拘束力，不因法令变更而又影响。

[7] 翁岳生：《法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9页。相应的，我国选择完全公定力说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完全公定力理论体系清晰、逻辑一致。[134] 我们认为对公定力周延性的这三点质疑并不全部合理。（一）否定公定力的主要观点 否定公定力的理由，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强权色彩浓厚 很多学者认为公定力体现着国家权威，强制人民遵守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与现代法治思想不符。行政行为成立后，客观上都要对该行为做出是否有效的临时推定，以便其他机关、组织、个人正确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可见在整个行政行为效力体系中，公定力处于首要地位。从这一点去理解，预先特权说与秩序需求说是有本质上的相似性的。

在条件成就之前，行政行为对有关对象仍具有约束力，所依赖的就是公定力的效用。三是确定完全公定力理论的成本低。

目前日本的通说和判例都认为，直接提起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在该诉讼中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或者违法，只要行政行为违法，并满足了其他国家赔偿请求权的要件，就可以作出支持请求的判决。[97] 章志远教授认为，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公定力不但已为大陆法系各国学界通说所肯认，而且还广泛地被其立法及判例所承认，因而有限公定力与完全公定力之争其实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并认为公定力其实就是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2）既然行政行为公定力仅为一种推定的效力，推定期间有多长？何时不再推定？如果成立时即具有合法要件，当然勿需推定。

拘束力是指行政行为因其内容依法产生的对行政相对人及其利害关系人、行政主体、相关国家机关及法院的约束、限制的法律效力。基于法的安定性的政策考虑，由行政行为形成的法律秩序必须尽可能地予以维持，这就是赋予行政行为效力的正当性基础。[3] 参见章志远：《行政行为效力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作为形式效力，其具体表现为存续力、拘束力和实现力，而非构成存续力、拘束力和实现力的基础和前提。

[129] 参见王天华，同上注所引文。公法关系不同于私法关系的原因，主要就在于国家意思具有优越性，受正当之推定，而此种优越性的表现形式，就是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139]存续力一般是指行政行为除非无效或者被撤销、废止、变更、失效，其效力持续存在。其二，当行政行为完全违背公益并因此而丧失其存在的伦理基础时，仍然强调其效力来源于全社会的信任，这无疑有粉饰之嫌，且极易为政府随意行使权力大开方便之门。

同时，行政行为的执行无法从推定有效获得正当性，已付诸执行的行政行为并非都是合法的行政行为。[119] 李震山认为， 行政处分之公定力，应非意味该处分已具有实质上及客观上之适法性，但却隐含着强迫处分相对人或关系人承认行政处分之效力之意思，实不合时宜。

具有存续力的行政处分，行政机关并非不得依职权而变更或取消。并且若国家和人民间的关系是私法的关系——即国家站在准私人的地位时，国家的行为也不具有公定力。无效行政行为仍是一个已经成立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并不等于不存在，不能将其与假行政行为等同。[135] （二）公定力由谁替代 有一些学者在反对公定力的同时，也提出了其替代力。

其次，人民不可能认同这样一个极不公平的推定的结论未免太过于绝对。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情况，为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新的难题。

按照此种逻辑，那岂不是无效行政行为也具有拘束力和执行力？事实上，正是因为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其拘束力和执行力才有正当性。[138] 参见陈新民，同上注所引书，第237-239页。

但也有学者对公定力的这种基础地位提出了质疑。侵益行政行为是一种设定相对人义务，维护公共利益的意思表示，第三人并未参加到特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来，与其说是保护第三人，不如说是为了维护行政权威，保护公共利益。